A protester holds up a glass panel as a shield during a clash with police

抗爭是香港重生之門

譯按:本文原刊於美國著名左翼雜誌《異議》,目標對象是西方左翼的讀者群,旨在凸顯出香港當下危機的經濟及社會層面,如:貧富懸殊、地產霸權、官商勾結、經濟地位漸漸被內地蓬勃發展而取替,使黯然失色等壓迫性社會現象。流傘獲授權自行發布。英文原文見

譯者:Joy Ming King、Ellie Tse、Promise Li、LWH

八月首個星期一,各行各業的香港市民在這悶熱的一天發動了一次全城三罷,令無數平日繁忙的商鋪及企業頓時變得人潮疏落。示威者亦發起地鐵不合作運動,在各區車站堵塞列車車門幾個小時,徹底癱瘓了這座城市一向以高效率為榮的地下鐵路系統。機場工人也參與罷工,以致連國際機場也幾乎空無一人,令數百班次航班被迫停飛,世界各地亦產生了連鎖反應。這一場持續超過九個多星期的大規模反政府運動,最初由一條將香港市民暴露於中國司法制度之下的引渡條例而觸發,抗爭者為了尋求突破而孤注一擲,發動了八月五日的三罷。

這天上午時分,聽命北京、死不悔改的特首林鄭月娥明確表示,她不會採取任何措施來化解眼前的政治危機——即二百多萬人上街、多宗自殺案、及多達近六百人的濫捕,當中包括許多學生,可能因被控暴動罪而面臨長達十年的監禁。當警察在暴力驅散示威者的時候,林鄭更在新聞發布會上捍衞中國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主權,並抨擊示威運動「企圖摧毀香港」。到夜幕降臨時,示威者和記者們還遭到持械暴徒及汽車襲擊。警方僅在當日內已發射了八百多枚催淚彈

相比香港以往任何一次的抗爭,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還流露出大眾對世界似乎不再需要香港的苦惱及辛酸。 回歸中國二十二年來,香港靠著充當西方全球化新自由主義與中國國家威權資本主義之間的聯繫介面來充實它的存在價值。在這種強制性條件(coercive bargain)下生活本來就不容易:官商勾結促使香港成為著名的金融中心以及大陸資金外流的重要出口,但也令其成為全球基尼系數最高的城市之一。經濟不平等不但令五分一人口陷於貧困線以下,租金的暴漲更構成嚴重的房屋危機,令大學畢業生平均必須將全部工資儲積十三年才能負擔得起住宅的首期付款。不過,面對如此難捱的苦境,普遍香港人仍然相信,只要香港能繼續擔當中國權貴「通往世界的窗口」之重任,香港的文化、語言和生活方式就有可能保持不變。當然,維持這早已是岌岌可危的現狀總比被完全吞噬要好受。

現在,那個窗口則快將被牢牢關上。在中國不再依賴香港的趨勢下,西方隨即也不會繼續依靠港。現在要回想起九十年代香港自由派對香港的種種寄望,倒是有點荒謬的感覺。當時的香港國內生產總值相當於中國的四分之一,而他們亦曾盼望香港有朝一日可能將自由民主帶到大陸,發揚光大。如今,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是香港的三十多倍,反過來是中國以自己的形象重塑香港。在過去的二十年裡,北京有系統地蠶食了香港最強大的機構和制度、收買商家財團、合併壟斷、強行通過大白象工程基建項目。換言之,回歸後中共一直重用英國殖民統治者留下的管治工具,以實現其獨裁的野心。

面對著這種種變化,香港人既經歷過抗爭中的憤慨;又忍受過妥協的無奈,但同時亦仍希冀著問題能得到政治解決。2014年雨傘運動中,示威者在79天內進行了大規模的街頭佔領為求爭取普選。結果傘運令人心碎的失敗,正好給那些心存奢望,以為可以政治解決的人一個當頭棒喝。現在受北京公開褒獎的警察暴力只有日益猖獗,毫無制約,實實在在地證實了香港人最大的恐懼:他們的生活及生命在中央政府眼中已經是一文不值了。

示威者們有一句口號:「自己香港自己救 」。就像許多香港其他抗爭口號一樣,這句短短的話在多個音域語境中有所迴響:這既是一個號召,也反映出香港孤立於世界的狀況。同樣地,它指出了全球新自由主義的無能,以及在各地富裕社會中維護「自由」的空頭承諾。中共的宣傳喉舌不斷將香港的抗爭運動定性為「顏色革命」、指控西方勢力為幕後黑手支持,但事實卻剛剛相反,西方國家的一舉一動都表明他們無意介入。儘管示威者不斷努力打出國際戰線,揮外國國旗、在世界各地報章登廣告、游說外國官員等,以嘗試實行「民間外交」,換來的也只是英美政界人士在Twitter的發言、聲勢微弱的聲明、及偶爾提出象徵式的法案。更甚者是特朗普已經脫口而出地說出其他人不好意思說的話:示威是「暴動」,而「中國如果有意的話,是可以制止他們的。」

香港是資本主義在亞洲的重要據點,香港抗爭者發出的求救信號卻竟然被全球主義列強們置于不顧。這一點清楚地表露出一個世界各地被壓迫的民眾早已明白的道理:新自由主義從來都不是跨國團結的框架,而是一種自私自利、唯利是圖的剝削性邏輯。香港或其他地方的人們之所以仍戀戀不捨放下冷戰後自由市場會帶來世界和平的虛幻夢想,是緣於缺乏可行的替代框架。香港的危機表明,新自由主義之所以逐漸衰退,不是因為進步左派正佔上風,而是因為它被一種新的、更有效率的專制資本暴力意識形態所取代,而這種意識形態正在世界各地蔓延滋長、鞏固勢力。這形勢正正顯示出,由於缺乏條理清晰的國際左翼立場與力量,世界已步入險惡深淵。

今天的香港人沒有明顯的逃生路線,也沒有一個能擺脫中國國家政權束缚的後殖民自決模式。甚至連反送中運動最受歡迎的口號,「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通常翻譯為 “Liberate Hong Kong, Revolution of Our Times”),都是在意識形態上模糊不清的。「光復」這個動詞可以翻譯為“Restore”(修復)或 “Retrocess”(退步或交還/歸還)—— 光復一詞因而一邊意味著香港應向前看,一邊徘徊在此城的昔日憧憬。要解決這個問題,香港人必須尋找方法來奪回他們久違的能動性,並積極為自己的家園想像一個理想的未來。同時,國際左翼的當務之急是跟香港人合力研究一種新的分析,不是盲目地將西方思想框架直接應用在香港的實況上,而是從這個中間位置的思維角度,敢於重新構想反資本主義、反獨裁的生存政治。

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改造世界。美國左翼要做到真正的跨國團結,就必需廢除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創造和維持地緣政治秩序的關鍵角色。從馬歇爾計劃到華盛頓共識及其後 ,美國一直以全球新自由主義試圖取代第三世界自決的意願。英國左翼分子則可首先要求他們的政府對其前殖民制度所造成的破壞承擔責任。這些體系早已成為新威權者手中提取資源的機器和壓迫人民的工具。 

一個擁有700多萬人口的邊境小城並不可能單獨解除將其陷入困境的各種霸權,但是,在這個關鍵時刻,它的鬥爭應該喚醒所有左翼分子協助它拆卸這些暴政的結構,同時重新思考超越資本主義民族國家的社會模式。那麼,或許香港人能夠參與建設美國參議員及總統候選人桑德斯(Bernie Sanders)所說的「國際進步前線」,並且「竭盡所能,無論是政府還是企業強權,都全力抵抗一切有責不問、有罪不罰,並試圖分化我們、令我們相互對立的不公義勢力。」當這個新自由主義堡壘邁向死亡時,一個真正自由解放的新時代才可以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