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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自決,無需民族主義

迸發於香港的自決鬥爭也許能開闢出民族主義之外的另一條新路。

譯按:本文原刊於美國左翼期刊 《幽靈》。流傘獲授權自行發布。作者特別鳴謝JN Chien和David Brophy對本文的評論。所有插圖:spf.pdf/流傘。詳情請聯絡流傘義務翻譯團隊。 

譯者:YZ


「十九世紀的社會革命不能在過去中汲取自己的詩情,而只能面向未來。只有剝離了對過去的一切迷信,革命才能開端。從前的革命要回憶過去的世界史,以遏制自己的主題。而十九世紀的革命必須要徹底埋葬過去,以實現自己的主題。曾經,詞藻超越了主題──如今,主題超越了詞藻。」 – 卡爾·馬克思, 《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 (1852)


十個月以來,香港見證了歷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社會運動。這次運動用行動抗爭一個引渡法案的通過。此法案使香港異見份子受到中國大陸的司法系統的威脅。這座曾經在1842年後受英國統治的城市,在1997年統治權轉移到中國主權下後依然擁有自己的政府系統。然而,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公民自由持續受到威脅,且階級差異逐漸拉大。

在這個世界上最昂貴的房地產市場中,有五分之一的人口處於貧困線以下,年輕人越來越缺乏工作保障和社會福利。市民只能對這個城市的最高決策機關,即立法會以及最高行政長官的選舉表達部分的聲音,而選舉主要由大財團的精英以及親北京人士決定

最近對引渡條例的引入是一個引爆點。它點燃了全新的一代抗議者,其中的許多人出生後幾乎沒有對殖民統治的記憶。他們已經看到自己和長輩的經濟與政治權利在日益強大的威權新自由主義政體下被閹割。儘管這項條例隨後被撤回了,抗議者的其他訴求──包括全面普選,釋放被逮捕的同胞,以及成立獨立委員會調查警隊暴行──仍然未被實現。

建制派與共產主義以及左派的聯繫使得在左翼或社會主義旗幟下組織一個反資本主義,以工人為中心的反對派變得幾乎不可能。

在這樣的條件下,左派仍然竭力維持在群眾運動中的力量以及聯結。在香港,左翼和勞工運動的傳統一直是孱弱的,而建制派與共產主義以及左派的聯繫使得在左翼或社會主義旗幟下組織一個反資本主義,以工人為中心的反對派變得幾乎不可能。事實上,香港人很少提及(更不要說理解!)左右翼的政治光譜,而這座城市的核心政治標識是一個人擁護或反對北京控制之下的香港政府。

左翼團體確實存在於運動中,例如無政府主義者自治八樓(Autonomous 8A),工人互助小組勞工組(Workers Committee),工學同行(Student Labour Action Coalition),以及草根租戶組織團體舊區街坊自主促進組(Old District Autonomy Advancement Group, ODAAG)。本地的出版物和媒體,例如無國界社運(Borderless Movement),草根.行動.媒體 (Grass Media Action),影行者(v-artivist),夜貓(The Owl),懷火(Reignite Press)在不斷推廣重要的左傾觀點。它們中的許多,特別是香港職工會聯盟中的少數左派分子一直在積極介入高度異質化的反對派陣營

反對派(又稱「親民主」或「泛民主」陣營)傳統上是由自由派民主人士領導的, 其中許多人曾協助談判達成移交前的中英協定並一直重視對大陸異見者的支持。但是他們的意識形態霸權是以與中共達成政治妥協為標誌的,這在2014年的雨傘運動之後已經遭到了顛覆。雨傘運動是上一次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一項明確對香港特首人選進行預篩選的動議之後引發的一系列大規模抗議。

本土主義,一種通常混淆的,圍繞香港本地人利益及其政治自決權的多種政治傾向的混合體。

本土主義,一種通常混淆的,圍繞香港本地人利益及其政治自決權的多種政治傾向的混合體,是雨傘運動對泛民主派根深蒂固的政治取向:一種自由主義民主式的,對中國大陸和香港的普遍民主價值的關注的反應。一些本土派支持者甚至主張香港本地人的利益應當優先于大陸移民的利益,而這些大陸移民也通常被視作對本地資源以及香港人獨特文化認同的威脅。

這些情緒會轉變為保守和排外的訴求,認為香港本地人的關鍵問題在於擠佔了這個城市本已十分稀缺的工作機會和社會資源的大陸人。這樣的立場有時會使得一些更為激進的本土主義者抵觸泛民主派保守的,具有選舉意識的政治策略,儘管在大多數情況下,這兩者在反對派陣營中仍然是緊密的盟友。

自此之後,本土主義的情緒不斷地獲得更多的認同,並且已經成為今天抗議者的主要政治意識形態,而自決仍然是這場運動的主要訴求。但是對於本土主義者來說,自決的內涵究竟是什麼仍然是非常不明確的。它並不一定意味著民族獨立。民調顯示,對香港人民族獨立的支持率仍然很低──僅有六分之一。換句話說,這場抗議運動才剛剛開始定義香港的自決運動,並在不斷完善著它的界限。

面對這種形態模糊的局面,橫跨政治光譜的共同反應是要明確化它的界限。這實際上阻礙了自決這一訴求中激進和變革性的本質。即便左派在這些抗議中始終是被邊緣化的,我們的角色並不應當是簡單的跟從或反對這些訴求。我們必須要理解自決背後的複雜歷史脈絡以及在這個城市中的根源,從而強化它在今天的運動中所彰顯出來的民主力量。

超越列寧的本土主義

許多的進步主義者和左派人士對這場抗爭形成了過分簡化的理解。例如,《社會主義評論》的Lawrence Wong 將香港的自決歸納為一種「反動的訴求……一種對獨立的掩護。」誠然,香港與中國之間糾葛的歷史使得將其與其他任何自決抗爭等同對待都不準確,就如同說香港可以與羅賈瓦相比。但同樣的,將自決矮化為純粹的反動派也矯枉過正了,並且忽視了香港社會和文化認同中的細微之處。Wong所持立場的弦外之音當然是列寧的自決理論,這被保羅·勒·布朗(Paul Le Blanc) 簡潔地概括於此

首先,只有分離的自由才能使民族間自由和自願的統一,聯盟,合作以及長期的融合成為可能;第二,只有壓迫民族的工人運動承認被壓迫民族的自決權,才能幫助消除被壓迫民族的敵對和懷疑,並使兩民族的無產階級在國際鬥爭中團結起來反抗資產階級。

但是,香港的情況是一個例外,並不完全切合這種描述。列寧的分析中並沒有闡述當一個領土被帝國主義割裂,繼而在一個多世紀的巨大文化和經濟發展之後被歸還的情況。這座城市的分離感以及對中國的認同感複雜,使得香港最具變革性的政治意識是從與本地人的聯繫中成長起來,而非通過民族或國家認同。

存在于現有理論範式的空白之中,香港的自決框架對於其參與者和旁觀者來說都顯得難以把握。確實,本土主義有時會滲入更強硬的訴求之中,例如被傘運中湧出的更鮮明的右翼和親西方政黨所主導的香港少數分離主義獨立主張。但香港的後殖民主義狀況始終威脅著這種族群民族主義的界限,而「香港身份」的界定仍然是千差萬別的。跨民族的團結存在於一些案例之中,例如去年十月在重慶大廈發生的支持運動的遊行,從印度移民到非洲商販的少數族裔大雜燴都加入其中。很多的大陸人在這場運動中被排擠,而其他的許多大陸人則在中國及國外表達了對運動的聲援

香港的左翼過往

面對這些複雜的情況,左派長期以來一直在香港被認為是中共建制的代名詞或者過於教條以至與香港人的願景毫無關聯。但是事實上,一些最早通過自決框架進行思考的人其實來自激進左翼──這是一段與今天的運動完全脫節的歷史。

一些最早的要求自決的例子出現在1970年代早期,工人與學生在反帝國主義和社會運動的高潮中組織的辯論當中。據稱在這些討論中,親中共的毛主義者,在當時與其他左傾團體形成的反對殖民政府的不穩定聯盟中,曾一度指責其他激進分子對「香港獨立」的主張。

在1980年代,中英兩國精英閉門協商香港的未來之際,一些小型的激進左翼組織,例如十月評論、革馬盟、新苗社1主張普通的香港群眾有權以民主方式決定自己的未來。在1984年一份十月評論與革馬盟的聯合聲明中,作者們要求在移交之時,中國政府應當允許一個普選產生的,全權的全體大會,而其中香港人亦應當抓住機會動員並爭取民主自治2

一些最早通過自決框架進行思考的人其實來自激進左翼──這是一段與今天的運動完全脫節的歷史。

雖然作者們承認中國對這座城市的主權,他們強調香港人擁有完全的權利決定如何恢復主權,以及通過與大陸的工人階級一起進行建設社會主義的鬥爭的方式來決定香港未來的社會制度和政策。換句話說,他們並沒有去為香港人定義中國的主權實際面貌應該是如何,但仍然在這個框架下工作。關鍵是只有香港人自己能夠通過民主的過程去為中國在這個城市的主權賦予實質的形式和內容。

類似的,新苗社在1983年的聲明中強調香港人的自決權是一種拒絕資產階級分離主義,並為所有香港人,而不僅僅是政治精英的聲音賦權的方式,以在中英聯合聲明的前夕決定他們自己的政治未來。對於新苗社來說,自決不一定是資產階級的要求,而可以是服務於階級鬥爭的基礎。這一分析的核心是列寧的思想,即便「全面的政治民主」不能在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之下被完全實現,革命左派也不應該:

因此而拒絕為實現這一切要求立即進行最堅決的鬥爭——因為拒絕這種鬥爭只有利於資產階級和反動勢力;恰恰相反,必須革命地而不是改良地提出並且實現這一切要求;不要局限於資產階級合法的範圍,而是要打破這個範圍;不要滿足於議會中的發言和口頭上的抗議,反而要使群眾積極地行動起來,擴大和加劇爭取實現任何基本民主要求的鬥爭,直到無產階級向資產階級直接進行衝擊。3 

作為一個夾在兩國政府間變革中的城市,香港最迫切的需求是在此過程中擁有一席之地——擁有自己被認可的聲音,不論是關於國家或民族的決定。繼列寧之後,新苗社並沒有將他們自己與這樣的訴求分割開來,而是根據左翼國際主義原則強化了這一訴求。一種與中國和臺灣的工人階級自決鬥爭相聯結的自決鬥爭應當是實踐上必要的,因為「如果我們僅僅依靠五百萬香港人的力量去反對領導著超過十億人的中共,那麼幾乎沒有勝利的希望。」

作者們這樣寫道:「如果香港人……公開地意旨於將權力還給全體人民,這將會給中國和臺灣的人民以力量團結起來進行鬥爭。那麼,十億的中國人民將不會被中共的官僚機構所擺佈去壓迫香港人的力量,反而將會成為我們最大的盟友,並與我們一道進行抗爭,從國家的手中奪回主權。」無論這是多麼樂觀以及近乎不可能,這種訴求的確旨在變革和加強鬥爭,並清晰地表達出一種朝向國際主義聯合的自治願景。

定義「香港民族主義」

三十年之後,自決論已經以新的術語重新出現。在香港大學學生會的期刊《學苑》極具影響力的2014年2月刊上發表了一系列主題為「香港民族」的文章。這本出版於雨傘運動發生半年之前的期刊由梁繼平編輯。梁在去年七月一日曾英勇地佔領立法會並發表演講表明自己的身份,並在之後的抗議活動中成為關鍵人物。

梁的稿件借鑒了法國哲學家歐尼斯特·勒南 (Ernest Renan) 的「公民民族主義」理論去闡述了一種超越民族邊界的香港民族主義。梁的民族主義加倍強化了自由主義民主的公民身份概念,這一概念通常只包含那些將香港的利益放在首位以及守衛本土價值以及人民利益的人。

梁對於香港階級動態的無動於衷以及對於全球資本過分絕對的立場實際上是無視社會和經濟現實去維護地方自治。的確,他是正確的,那種「我們都是中國人」的意識形態已經失去了它的市場。但是,他對於建立一種排他的香港公民身份標準的堅持最終只能是以犧牲掉自決當中的激進性為前提,悲觀地對待現有經濟規則的缺陷。

梁對於香港階級動態的無動於衷以及對於全球資本過分絕對的立場實際上是無視社會和經濟現實去維護地方自治。

梁的「公民民族主義」並沒有從根本上去重塑如何能讓社會資源被更公平地分配給所有香港人,事實上只是通過挑起人們之間的相互敵對來限制香港人的實質利益,而不是團結起他們的力量和利益去反對中共,更不要說去反對這個黨在它認為合適的時機所扶植的香港和中國的資本家精英。

在同一期雜誌中,我們發現練乙錚出乎意料地偏離了史達林的民族主義理論,在其中他採取了類似的本土主義主張去界定香港身份的形式輪廓。史達林對於民族的構成提出了非常具體的要求──「共同的語言,領土,經濟生活和『精神形態』(psychic formation) 」,而那些未能夠滿足條件的民族社群則將被認為是「少數民族。」

換句話說,這種民族主義理論將自決指定為滿足一系列預設標準的具體的民族運動,而與列寧的民族主義理論相反:後者的自決條件在自主群眾運動以及民主國際主義的變化形式之間動態調整。

確實,毫無意外的是,左派最教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的民族主義思想家將被證明對練的保守民族主義很有用,後者在其早期的論文中將史達林的四項標準應用於香港。儘管有種種的例外(例如被練用括弧注釋為「太少以至不必討論」的東南亞移民家政工人),這仍然被他用來闡明他的觀點。練並沒有試圖去闡明史達林臭名昭著的對「精神形態」的模糊標準,也沒有除了這種反大陸情緒──這種香港人對中國多年以來違反政治和文化自治而產生的防禦性的,文化性上獨特的立場之外──他的民族主義還意味著什麼。

儘管《學苑》有將「香港民族主義」帶回到主流政治議程中的決心,但自決究竟意味著什麼看起來卻比以往更抽象了,更不要說在去年之前它與民族主義的聯繫。但是,當年輕的抗議者們在七月一日真真實實地佔領了這座城市的權力中心,雖然十分短暫,他們已經比他們的前輩都更有效地將民主自治和自決的願景帶到人們的視線內。

如今已經是華盛頓大學一名博士生的梁,在那個夏天回來參與抗爭。那天晚上他在立法會會議室內,通過記者的攝像機面對著全世界拉下了他的口罩,用一種近乎絕望的方式試圖為抗議者的佔領行動提供敘事和合法性:既然我們已經佔領了立法會,香港的自決一代想要的是什麼樣的未來?

儘管如此,在奪回對自己所處政治環境掌控權的決心驅動下,大規模行動中的自主性和自發行動同樣為激進的互助和團結開闢了新的實踐方向。

即使這場運動確實存在它自身的局限性,立法會抗爭的自發性及缺乏對未來的肯定都並不一定意味著自決實踐的倒退。針對中國大陸人氾濫的排外情緒不斷敗壞著這場運動的水準,而這座城市的階級差距以及過度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仍然幾乎沒有在主流政治議程中被討論。儘管如此,在奪回對自己所處政治環境掌控權的決心驅動下,大規模行動中的自主性和自發行動同樣為激進的互助和團結開闢了新的實踐方向

換句話說,儘管建制左翼早已失去了對自決議程的話語權,並且在今天已幾乎無法作為一股清晰連貫的政治力量存在,自決的框架仍在不斷被新的活動家重塑和建構。這甚至可能重塑激進左翼賴以維繫的話語,為建設民主的未來開闢新的路徑。

今時今日左翼的出路

正是在這樣的語境下,流傘──一個由在地及流散的香港和中國活動家組成的左翼合作社──在去年夏末形成,放棄為自決提供單一的左翼遠景。無論是何種關於自決的願景都只能闡明一系列正式的原則,而在此之下實際的內容仍待被擬定與實踐。

並且在這場運動中,從這個夾縫中的城市誕生出的抗爭以紛繁多樣的形式出現,一次又一次地威脅著這個城市根深蒂固的新自由主義價值。新當選的左傾區議員朱江瑋指出,即使反資本主義的勢能尚處在與更保守分子的競爭中我們還不能看出哪一邊將會占上風,這場運動正正考驗著香港人怎樣與其他有需要的人團結起來,而不是從個人獲益的角度出發。

的確,左派必須進入香港自決運動這個充滿矛盾的場域,並置身於進步和保守分子的鬥爭之中,去表明在運動之間建立起聯結並不是空想,而是對於運動實質構成的理性擴充。

在工人階級和邊緣化群體間的國際主義團結當然應該是所有左翼人士的核心願景。

在工人階級和邊緣化群體間的國際主義團結當然應該是所有左翼人士的核心願景。但是如果忽略自決這一視角為聯結香港與其他群眾抗爭的支點,這也是錯誤的。流傘的Listen Chen有力地批評了這場運動如何不加批判地致力於自決,不但排除了與大陸工人階級的團結,更向西方帝國主義分子示好。雖然這些批評是完全正確的,Chen將自決的可能途徑僅僅限制為「民族歸屬」和「獨立」。他們的確批評了列寧所描述的反動的,「文化民族」(cultural-national) 的自決形式──只是過早地限制了這一訴求的不同路徑,並且排除了群眾運動中內在的強調民主政治實踐的激進自決能力。

在運動中刺激本土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情緒絕不應該作為本土或國際左派的策略。但我們也絕不能忘記人民自決權的典型特徵是強烈的民主願望──一種可能超過族群民族主義和分離主義誘惑的激進性。曾撰寫過黑人女同性戀者在美國的自我組織的黑人女權主義作家芭芭拉·史密斯 (Barbara Smith) 指出過「自治」和「分離」之間的區別,認知前者擁有處理廣泛議題的能力:「這是我們跟那些與我們享有共同的身份和政治承諾的人之間力量的堅實基礎4。」

儘管黑人女同性戀者的經驗當然不能完全與香港人的經驗關聯起來,史密斯對政治自治的洞見卻直指具體社會主義實踐的關鍵願景:有力的社區自主決策可以通過與其他抗爭的聯合與團結來實現。派翠卡·希爾·柯林斯 (Patricia Hill Collins) 多年後在《黑人女權主義思想》對史密斯這一段書的注釋中強調了這種意義:「群體自治促進了與其他群體的有效聯合……即使黑人女權主義思想源自黑人女性的社區,它亦無法在孤立於其他群體的經驗和想法的情況下蓬勃發展儘管黑人女同性戀者的經驗當然不能完全與香港人的經驗關聯起來,史密斯對政治自治的洞見卻直指具體社會主義實踐的關鍵願景:有力的社區自主決策可以通過與其他抗爭的聯合與團結來實現。派翠卡·希爾·柯林斯 (Patricia Hill Collins) 多年後在《黑人女權主義思想》對史密斯這一段書的注釋中強調了這種意義:「群體自治促進了與其他群體的有效聯合……即使黑人女權主義思想源自黑人女性的社區,它亦無法在孤立於其他群體的經驗和想法的情況下蓬勃發展5。」

考慮到香港在多種文化和政治影響交匯之處的地位,史密斯和希爾·柯林斯可能為開展有力的自決政治提供了一種靈活並有效的模式。實踐自治政治不需要與國界關聯,反而必須持續地從不同身份群體──特別是邊緣群體──中汲取力量,並不斷完善,從而增加群眾運動的總體力量。

任何以階級為基礎的團結都必須考慮到在民族主義的邊界之外,人民雜亂的,未被預先設定的自決之路。香港仍然在備受其對少數族裔的結構性壓迫之苦:成千上萬的東南亞移民家政工人的基本權利仍在不斷被香港和他們本國政府剝削;佔據了低收入工作場域而同時面對著歧視的大陸移民也不例外。但是這場運動表明的自決──這一不穩定的對「香港身份」的創造──或許甚至能為邊緣化的群體提供解放的框架。他們很多人同樣地戴著黑色口罩於所有人並肩前進,並深受自己與運動的聯繫。這些最不可能的參與者們正在創造和重塑著香港自決的形式。

自決,不是教條

James Leong 和 Lynn Lee 2020年的紀錄片《If We Burn》為抗議者在7月1日闖進立法會大樓時動盪而混亂的決策過程提供了原始的,未經過濾的畫面:泛民主派議員試圖用身體阻止更激進的抗議者闖入;抗議者則花了半個小時在大樓周圍徘徊試圖想清楚應當發表怎樣的象徵性的陳述;大樓內外的關於是否要佔領以及是否要將自我封鎖的進退兩難。

這看起來像是暴民統治的最好的例子,但是其中關於激進民主的面向是無可否認的。當匿名的抗議者塗汙這座反民主統治的建築的莊嚴表面,當他們在血淚中爭論著策略時,沒有官僚或員警出現在視野中。這是香港正在進行中的自決:在那麼一瞬間,每個人都可以發聲。

我們的左翼國際主義以及反歧視的原則意旨于普通大眾日益增長的集體性思考,並同其他人一道民主地決定自己生活的能力。

激進左翼的確應該發展出自己的解放綱領以及原則,而不是被群眾運動的一波三折打亂陣腳。但是群眾解放也同樣容不得教條,並必然要求批判地參與群眾運動並與其一同抗爭,從而在當前的洪流之中增強它的活動力量。我們的左翼國際主義以及反歧視的原則意旨于普通大眾日益增長的集體性思考,並同其他人一道民主地決定自己生活的能力──這是一種極為靈活和無確切形式的政治實踐,為列寧的革命國際主義以及史密斯和希爾·柯林的自治理論提供了具體的內涵。

《If We Burn》記錄了圍攻立法會之後一位年輕的抗議者在一次集會上的講話。他聲淚俱下地自白道:「無論這場運動將終結在何處,至少我們能活著見證這墮落的時代。」我回憶起詹姆斯·鮑德溫 (James Baldwin) 也曾如此呼籲我們,作為藝術家、思想家、活動家,去「為真理做見證。」左翼必須加入爭取自決的集體抗爭中,而非具化整頓民族的邊界或製造排外性的生產者,去見證一種民主思考的基本現實,激勵和引領我們對更公平社會的國際主義承諾。

註腳

[1] 新苗社於1994年更名為先驅社,並繼續時而發布新資料和將舊作品存檔

[2] “Joint Statement on Hong Kong Accord: Hong Kong Trotskyists analyze China-Britain Agreement,” Intercontinental Press Vol. 22, No. 23, Dec 10, 1984, 742-3. 

[3] VI. Lenin,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the Right of Nations to Self-determination,” National Liberation, Socialism, and Imperialism: Selected Writing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8), 112. 

[4] Barbara Smith et al., Home Girls: A Black Feminist Anthology (Kitchen Table: Women of Color Press, 1983), xl.

[5] Patricia Hill Collins, Black Feminist Thought: Knowledge, Consciousness and the Politics of Empowerment (Hyman, 1990), 36. 

† Links to the Hong Kong leftist organizations and media outlets mentioned above are presented here for convenience.

機構
自治八樓 (Autonomous 8A)
勞工組 (Workers Committee)
工學同行 (Student Labour Action Coalition)
舊區街坊自主促進組 (ODAAG: Old District Autonomy Advancement Group)

資訊平台及媒體
無國界社運 (Borderless Movement)
草根.行動.媒體 (Grass Media Action)
影行者 (v-artivist)
夜貓 (The Owl)
懷火 (Reignite Press)
蹲點 (Squatting)